yEf232043354
《紫日》：当民族身份遭遇生命个体《紫日》的拍摄年代并非太过久远（2001年），但从拍摄成本和道具制作等条件上看，它无疑是一部小成本战争片。尽管如此，冯小宁导演还是雄心壮志地用全景镜头拍摄了不少战争场面以展现苏联的雄厚兵力。影片以仿纪录片的形式，通过访问曾在二战末期东北被日军俘虏的老人杨玉福，进入回忆并展开叙事。
影片的主要叙事时空是二战末期的东北，此时苏联红军正出兵对抗日本的重兵集团关东军。在影片这样限定的叙事环境下，牵涉到的主要利益团体是苏联、中国和日本，巧妙的是，影片的三个主人公恰恰分别来自上述三个国家：苏联女士兵娜佳、中国平民杨玉福，以及日本女学生秋叶子。这样的设置并非要让三个主人公以民族意义中的个体身份去演绎一段和解故事，而是要兼以其作为人道主义下的生命个体去间离出共同的敌人，即法西斯主义。而这个间离的过程，在故事情节里表现在三个不同民族身份的主人公如何在共同逃亡的过程中相知相识，并得到立足于这场战争本质同时超越民族身份的生命感悟。
一. 消解的隔阂
娜佳、杨玉福和秋叶子三人不仅拥有不同的民族身份，还有不同的阶级身份。彼时，苏联是以援助的名义与姿态出现在中国东北，日军节节败退，在那样的环境下，作为苏联的士兵阶层，娜佳是三人中最为骄傲的。秋叶子作为学生阶层正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使其成为精神上的准士兵阶层，是一种变相的精神傀儡，因此她一开始便充满强烈的排他和敌我意识。而杨玉福作为一个普通村民，虽是男性，却是最为淳朴无害的，也是三人中最不尚武的，是其中唯一不会使用新式武器的人。
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三人经历了在这个小团体里的身份转换。首先，经历了生死一劫，娜佳从原先因苏联士兵身份而理所当然的强悍的领导位置转换到不自觉地表现出女性软弱的一面，并向三人里唯一的男性——杨玉福——寻求安全感，这是娜佳对杨玉福优越感的消解，也带有传统性别优越观的修正意味。其次，由于主人公的不同文化背景，语言成为了三人最直接最表象的沟通障碍。特别是在秋叶子表明自己会中文以前，静谧的场面和凝练的对白成为显著特点。而秋叶子愿意用中文与杨玉福沟通，并主动而不是被迫地带路走出森林，这就打破了三人之间的无效沟通状态，代表着某程度上心理隔阂的消解，这也是秋叶子原本作为队伍里的俘虏身份的消解。丢弃了优越感的娜佳、脱离俘虏身份的秋叶子，以及男性地位愈发显著的杨玉福构成了逃亡过程中因求生而逐渐构建起的情谊。
二. 理性的呼唤
对法西斯日本罪行的披露也占据了不少篇幅，首先是还原了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暴虐行为以及其在暴虐中享受快感的扭曲心态。杨玉福与母亲被日军绑在木柱上，作为其训练新兵的活靶子，抗拒杀人的日本新兵被一旁的上级不断以“不敢杀人，就不能成为神勇的武士”等刺激性话语鼓动，杨玉福亲历了母亲被刺死的伤痛，随后因苏军的到来而幸存。三人踏上逃亡旅程的初始，杨玉福多次挣扎于“将对日军的恨转嫁到杀死秋叶子”与“作为一个普通人珍惜生命的人性道德”之间。他不止一次将随身携带的刀插入黄土，更不止一次放弃了杀死秋叶子的念头，即便他后来学会了新式武器的使用，他依然没有成为杀人机器，这是区别于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人性。
其次，影片也呈现了日军对其同胞国民的残忍。武士道作为日本文化引以为豪的精神产物虽令人敬佩，却也颇受争议，特别是被日本法西斯加以利用成为尚武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产物后，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是残忍，无辜地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当中，还被要求以死言志。不管在岁月中如何演变，武士道依然保留了“对死亡毫不畏惧”“用死亡证明自己的忠诚、实现自己的荣耀”等核心观念。本片不乏对法西斯日军武士道精神的阐释段落，比如日军向其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时的振振有词，还有神风特攻队等自杀式的作战策略。
而秋叶子的死亡，更具有深层含义。正因为秋叶子大和民族的身份，她在战争结束之际充满希望地呐喊却死于民族同胞的枪下这一幕才越显讽刺，不仅一针见血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草菅人命，也直击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滥杀无辜。
她的心路转变历程何尝不是一种愿景？国家凝聚力需要国民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代表个体必须盲目地以之为支配一切行为的准则，我们需要竖立这些意识，但必须在正确世界观的指引下，否则，它或许会演变为一种不自知的助纣为虐的观念，更或许会催生出一些不理智的无风扬波的行为。影片里不断被放下的武器，呼唤的是人性也是理性，枪口要瞄准对的敌人，因为真正的权力是赦免，不是杀戮。有时候，民族身份更不应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