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已经观影很长时间了，不吐不快但又苦于词穷找不到足够贴切的词语来概括这部电影，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写观后感；直到“中庸”这两个字突然浮现于脑海：没错，就是它！ 电影一九四二的主线有两条，一是记录灾民在逃荒过程中的生存状态，二是叙述抗日时局下国民党政府各阶层对救灾的态度和行动。客观说，这两条线索的故事讲得都不错，充分体现了冯小刚导演的叙事功力，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说到片中演员的表演，陈道明、张国立、徐帆、李雪健等老戏骨自不必说，新人张默也有让人惊喜的表现；至于两位好莱坞影帝，戏份不够重，所以未能出彩。 尽管略微带了些黑色幽默，为了描写一个三百万人被饿死的真实事件，影片没法做到不沉重；但网络上评价的所谓“虐心”就有些不知所云了：莫非日子过得过于太平了，还原一段历史的苦难也变成了一种冒犯？ 虽然如此，面对大灾影片还是采用了比较中庸的表现手法，刻意地避免了一些特别残忍的情节，比如人吃人。之前看过冯小刚的一个专访，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没有拍人吃人的场景。挑战观众太厉害，会有问题。人吃人这种事，放在小说里你会觉得它触目惊心；放在电影里，就会产生生理上的排斥”。所以片中只有两个地方做了暗示，一是冯远征饰演的瞎鹿被一枪托打到锅里以后士兵的平淡反应，二是片尾的旁白：“15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也没见她哭过，也不吃肉”。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大概受刘震云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文风影响，电影一九四二一改冯小刚导演以前影片煽情催泪的路数，而尽量采用一种平实、中庸、克制的表达方式，来引导观众对于苦难、人性和生命的思考。比如有一个极好的催泪点，徐帆饰演的花枝盘算自己和两个孩子可能都会饿死在逃荒路上，于是先跟张默饰演的栓柱成亲，把孩子托付给栓柱，然后卖了自己换来三升小米，最后和孩子骨肉分离的时候却异常平静，甚至有些因为见到生之希望的欣喜。这里冯导的处理的很好——在饥饿面前，生存的本能战胜了亲情，最大的愿望只有三个字：活下去！ 电影是门遗憾的艺术，一九四二同样如此。片中的两条主线，除了通过白修德这个记者角色而稍微关联，基本处于不同的层面，始终是平行发展互无交集。这对于文学作品不成问题，但对于电影只导致剧情的凌乱和破碎；另外平实中庸的表达方式也让本片偏于流水账式的叙述，缺乏高潮。 另一个遗憾是对故事整体性的把握。除了两条主线，片中还穿插了牧师宣道布教、伙夫成立战时巡回法庭、国民政府迎接美国大使、蒋介石慰问抗战遗孤等情节，涉及影片中主要角色将近20个，人物线索可谓纷繁复杂，堪比指环王。而剪切后的一九四二只有将近两个半小时的片长，表现力大打折扣，反而让观众对作品的核心情节产生疑惑。因此，从多线索叙事框架的角度而言，本片并无亮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灾难深重的民族，一九四二试图表现也不过是众多灾难中的一个。但相比文字背后的厚重，电影的表现力有时候真的有限。比如《温故一九四二》里面的这一段：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读来不啻醒世鸣钟，悚然而惊。电影一九四二试图通过片尾旁白的反问来表现类似的效果，但终归不如这一段简单朴实的文字。 然而光罗列历史是可耻的，对于好的电影作品，重要的是直面历史并反思历史。一九四二的题材选用如此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感染力却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也看不到强烈的价值批判。有人说这部电影只有记录片的真实，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南方周末有一篇专题《一九四二， 虚构与真实》提供了真实全面的资料——所以，这里只能将一九四二称为报告小说。而这篇小文并不想揣测冯导做这样艺术处理的背后原因，也不试图去分析超越电影本身的外在因素，只想说一点：中庸之道最可悲的地方就是平庸。正是这种平庸，让观众在离开电影院时心情沉重满怀压抑却又不知为何只能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