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并超越一个生错了自己的年代，是很多诗人或作家成就自我的故事。” 在《生活的别名》中，诗人王敖以此开始他对生活的诗意命名。关于时代和自我的关系识别永远不会不言自明，它不断变换，重复博弈，似乎时刻需要再一次地进行命名。于是，或许是出于天生的敏锐和前世的使命，诗人们总是自觉地拾起这一重任。他们企图命名时代，结果却更可能迷失自我。全球化和现代性凶猛的当代语境，偶尔裹挟而来的不规则的后现代碎片，共同筑造起一个当代生活的梦魇，关于时代和自我的命名变得愈加迫切，却也更加困难，更易迷失自我。 在《像鸡毛一样飞》 中，孟京辉再一次以漠视大众审美的姿态实践着他凛冽的电影/舞台语言。然而，在形式感和生命背后，他也再一次讲述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崭新命题：理想与现实，软弱与勇气。或许正是影片与现实的过于贴近造成的某种类似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使得三年后再次观看这部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经典（甚至连优秀都说不上）的影片时，我竟依然会有如鲠在喉、不胜唏嘘的感觉。那是一种击中了你的心脏和神经，你要站起来说话，言语却又堵在喉咙不肯出来。于是只好踱步到窗前看看窗外，想象曾经的梦想，然后，不出声地苦笑两下权作自嘲。 无论如何，孟京辉用他一贯的调侃和真诚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理想与现实的反复博弈，直面的勇气，软弱的闪躲，这并不新鲜的命题让我们看到并借以返观自我，窥视时代。而显见的话剧语言和舞台形式也许为电影提供了另一种质感和可能性。 并不新鲜的崭新命题（理想与现实，诗歌与爱情） 从叙事学来看，《像鸡毛一样飞》被设置了两条叙述线索：1、爱情，关键词是欧阳云飞，（色弱的）芳芳，（经过小镇上空的）飞机；2、寻找，关键词是欧阳云飞，（养鸡的）陈小阳，（生产黑鸡蛋的）黑鸡。这两条线索各自发展，又经由诗人和诗歌发生联系，进而形成互文，相互建/解构。 影片开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和诗人欧阳云飞的独白（尤其是独白中所引用的马氏《穿裤子的云》中的诗句）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诗歌/诗人的不同时代处境。“那时候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疯了一样地爱他，他们跟着他一起默诵，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跟着歌星一起哼唱。”诗人被歌星取代，实存的诗歌似乎被迫缺席，这是当代语境，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学边缘化的今天背景。紧接着是一场滑稽的“审问”，诗人被误认为“小偷”，对于“写过什么作品”的提问无法回答，而警察“高尔基不是诗人，李白才是诗人”的言语则使这种误认和错位更加充满荒诞感和搞笑色彩。无可奈何的诗人选择向前女友求助，得到的回复却是“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在理想遭遇现实和文学边缘化的背景下，诗人被目为“小偷”，并且失去了爱情。诗歌不仅不能拯救爱情，甚至连诗人自保都要借助外力（陈小阳的帮助）。 在意大利影片《邮差》中，邮递员马里奥向诗人聂鲁达学习写作诗歌，以用来向岛上最美的姑娘玛利亚表明爱意，并最终收获爱情。《像鸡毛一样飞》则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诗人欧阳云飞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对于他人的爱情就更加无能为力。三年没写一个字的欧阳云飞不得不为小国写一首诗，为了能让这场不被世人——包括当事双方父母——看好的婚姻多少生出些“骄傲”和“高兴”。然而，这场发生在婚礼现场的诗歌朗诵被证明只能是一场更滑稽的戏。数次站起的小国远没有勇气让人群中嘈杂的交谈停止，而朗诵完毕的掌声和欢呼则来自那句“所有的保险丝，都换新的啦”。这聊聊数字将漫长诗歌努力构建起的一丝神圣性和骄傲顷刻消解和反转得毫无踪影。同时，事后证明那首诗并非欧阳云飞所作，而是来自著名诗人裴多菲。 欧阳云飞与芳芳的爱情也许可以被看做是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和坚守，而这更多地缘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芳芳的执迷和她对诗歌本身的固执，决与作为诗人的欧阳云飞无关。芳芳与欧阳云飞的爱情也许可以视作爱情对诗歌的拯救，只是这种拯救来自极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而非普罗大众，因此虽然“你（芳芳）让我（欧阳云飞）对生活又产生了欲望”，但一切注定以失败告终。于是，欧阳云飞创作的“第二春”和突然爆得大名只能是因为“盗版光盘”，而绝不可能是因为来自芳芳的爱情。最后芳芳走了，“她再也不回来了”。诗歌不能为爱情增光添彩（小国与王梅的爱情），爱情也不能拯救诗歌，而诗人也再一次失去了他的爱情！ 理想主义的当代变奏（诗、飞机、黑鸡，诗人、空中小姐、“其他人”） “这儿（小镇）没出过诗人，连见过诗人的人都没有。”“大家需要鸡蛋不需要诗。”⋯⋯这是诗歌在当代世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地位。 “但我却不知道，该开始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再别跟别人说我是诗人了。”“写诗多傻呀。”⋯⋯这是作为诗人的欧阳云飞和曾经作为诗人的陈小阳对自我（诗人）身份的识别和表述。 “让那些在欢乐中发霉的人们迅速死亡，而让应该成长的孩子们能够成长。这一天将会到来，他们将用我的诗作为孩子的名字。”这是马雅可夫斯基22岁时的诗句，也是欧阳云飞和十年前的陈小阳的诗歌宣言。只是如今，“这一天”再也不会到来了。当代，这是一个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的时代。于是，理想遭遇现实，“激情渐渐消失”。 “我们小时候都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文学家像鲁迅那样。而陈小阳的理想每年都变，所以他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很多次，而我的理想，还依然是个理想。” 于是，多年之后，“只剩下我自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这时候，从上海到北京，作为诗人的欧阳云飞成为一个“外来者”。希腊神话中说，诗人是遗落人间的天使，他们在人间和天堂来回奔走，一遍又一遍，告知人类天堂的幸福。如今，诗人成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寄食者。天生的敏感使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状态，但现实只为他们预留这一条路。所以，在这个飞机不断经过上空的小镇，连“鸡都是抗干扰型的”，诗人却只有借助一只“荞麦皮枕头”才能进入梦乡。 当理想遭遇现实，“总有一个地方会出问题”。芳芳的理想是当空中小姐，但却是被诊断为色盲；等到她终于把辨色卡背下来，却临时换了辨色卡。但芳芳依然是整个影片中最为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因而当遇见欧阳云飞，她开始把世界分为两种人：诗人和其他人。她不允许陈小阳将欧阳云飞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欧阳云飞则始终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一个人出门不带内裤不带剃须刀，带了一枕头一本诗集。这就是当诗人的下场。”然而，这或许也是欧阳云飞作为诗人最后的坚守。在昏暗的酒吧里，在陈小阳与拉赞助的青年乐队讨价还价的吵闹声中，欧阳云飞突然沉默地端起那杯一直抗拒的黑鸡蛋生蛋汤（酒）一饮而尽。他彻底地靠近世俗生活。 双重的形式感与生命（作为电影的文本和文化批评的文本） 作为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实验话剧导演，孟京辉决绝地将话剧语言和舞台属性延伸到了他的这第一部电影作品中。这种移植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原创性。但，同样是这种移情的明显痕迹使得《像鸡毛一样飞》作为电影文本的属性并不那么充足——它更像是凝固在了胶片上的和舞台场景更富于变化的一场话剧，而影片与现实生活之间强烈的互文性又使得其不由自主地倾向于作为提供文化批评质料的文本存在，这或许多少有些遗憾。 如果我们从众多的经典影片中概括出某几个共同特征的话，以下几个将必然存在：电影之美，对于电影本身的探索，无论是技术还是手法；人性之美，对于人性的探讨和挖掘；回应时代，对于当时代的现世关注。以此比对《像鸡毛一样飞》，即便与经典影片依然相去甚远，但之于电影之美和回应时代这两点却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诗集，飞机，黑鸡，鸵鸟⋯⋯舞蹈，朗诵，说唱⋯⋯这些意象和形式的不断叠加在造成能指之流的同时，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所指。也就是说，《像鸡毛一样飞》并非一如它被命名为电影那样具备通常电影的属性，它并未造成一条意义的河流，而是一幅看似不断流动实则始终静止的油画。流动的只是能指，所指始终唯一。 诗意栖居的未来可能（答案依然在风中飘） 一如王小波所说：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有诗意的世界。《像鸡毛一样飞》探讨的不过是人面对现实的软弱和理想主义的持守。这是一个当代的现世问题，作为诗人的欧阳云飞不过是这个时代众生的代言人。只是因为诗人们天生敏感和天然地是理想主义者，只是因为诗歌作为一种理想所受到的现实冲击更加容易被看到，因而他们被选取。在诗人和诗歌背后是众生，是每个人最初的理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中的不同人物不过是同一个人物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固执的理想主义者芳芳是十年前的欧阳云飞和陈小阳。而欧阳云飞和陈小阳则是同一个人走到林中的分叉路口时，不同选择生成的两种可能。小镇上的居民是更早选择了陈小阳那条路，或者是在那条路上走的更远更彻底的一类人。而爆的大名的欧阳云飞所遇到的人遭遇的事不过是每一个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人都曾/将遇到的事情。 “狭小的空间，封闭的飞机，晃动的船体，我从来就不害怕。我害怕的是另外的东西。不被重视，被人群抛弃，没有才能，成为一个失败者。”作为诗人，“应该过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然而欧阳云飞并不具备这种勇气；而丢掉理想，他又缺乏去追求世俗的所谓“好日子的勇气”。所以他只能不断挣扎，既不能像芳芳那样“固执”，也不能像陈小阳那样的决绝。 在当代社会，到底可不可能真正诗意地栖居？问题终于被提出，然而，答案仍然迟迟未能给出。芳芳和陈小阳都走了——他们本来就是欧阳云飞的另一个自我，所以，飞机和黑鸡也都必须离开——因为它们分别象征着芳芳的理想主义和陈小阳的世俗生活。三重自我终于叠加为一个。我和芳芳在梦中从“长满诗的树上”摘诗。小国和王梅有了孩子，请欧阳云飞起名⋯⋯似乎理想终于复归，我们得到了希望的收获，“他们将用我的诗作为孩子的名字”。 然而，这看似温情脉脉的结局也许更可能只是一层面纱，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并非温情脉脉本身。关于生活的别名，依然如初，悬而未决！ 最后的独白：“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勇气。”31岁的欧阳云飞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剃成了光头，似乎多少有些削发明志的意味。然而，也仅仅是“明志”而已，仅仅是“勇气”而已，关于理想的未来仍旧不可知。 叶芝说，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但，奥顿在叶芝之后却又借叶芝诗人的口告知我们诗的存在：诗是事物发生的一种方式，一个出口（a way of happening, a mouth）。然而，关于理想的未来永远不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准确地说，答案依然在风中飘。 这就是《像鸡毛一样飞》给出的答案，多么的悲观和让人失望。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也许正像切格瓦拉说的那样：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